社科院-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27页_716kb.pdf

年第期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潘圆圆张明 【内容提要】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对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规模较大，但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为完善国际投资体制建设，需要估计中国的资本充裕度、理解资本充裕度影响对外政策的逻辑。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匮乏国、资本增加国、资本充裕国和资本减损国。通常来说，资本匮乏国常处于非自愿开放的状态，资本增加国倾向于扩大本国的开放，资本充裕国的主要诉求是对等开放，资本减损国则再次降低本国开放度。作者通过国别案例验证了这一观点：拉美国家资本匮乏，同时难以维护本国利益，开放的自愿程度不高；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世纪后期的中国则处于资本增加阶段，尽可能地开放本国市场；世纪的美国是资本充裕国推动对等开放的最典型例子；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出现资本减损，呈现保护主义倾向。这一新的分类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推导出中国优先的政策选项。【关键词】国际投资体制；资本充裕度；对外投资净收益；开放度【作者简介】潘圆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邮编：）；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如何影响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相对滞后，考虑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数量，完善国际投资体制的需求更显迫切。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签订于世纪 年代，当时中国对外投资数量较少，缔结协定更多是站在资本输入国的立场，加上协定内容较为保守，难以满足中国当前投资保护和促进的需求。 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位居全球第三，吸引外资流量位列全球第一，这凸显了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的重要性。而要建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估计中国的资本充裕度、理解资本充裕度影响对外政策的逻辑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提出了新的国家分类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定位一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位置，也能从理论上解释塑造一国开放倾向的核心变量，即资本要素的密集度及一国在资本上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投资体制提供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双向投资实现平衡。一既有研究及不足国际投资体制是国际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是指协调国际投资活动的制度安排。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制度安排中的规制维度即国际投资协定体系。除了规制维度，国际投资体制还包括国际投资实践中形成的规范、原则和惯例等。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从两个角度分析国际投资：第一个角度较为宏观，重点关注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具体可分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重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类理论。首先，自由主义强调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主张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关心财富创造而较少关注财富分配，本质上是让市场决定国际投资流动的方向。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都认为自由竞争有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约翰洛克（ ）不承认绝对政府的概念，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个人自由。雷蒙德弗农（ ）的生命周期模型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该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詹晓宁、欧阳永福：国际投资体制改革及中国的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年第期，第页。 ， “ ： ，” ， ， ， ， ， “ ，” ， ， ， ， 年第期理论通过拆解制造品的生命周期解释了跨国公司崛起的不同阶段。其次，民族主义（重商主义）较为关注东道国的主权与自主权，认为监管外国投资的目的之一是维护国家主权。 “陷入困境的主权（ ）”和“过时的讨价还价（ ）”是民族主义的典型理论。 “陷入困境的主权”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有盈利目标，母国可能借助跨国公司扩展海外管辖权，而东道国通常有自身的社会目标，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目标冲突。跨国公司的优势以及国家间对监管权的争夺可能导致东道国主权被削弱。 “过时的讨价还价”理论认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力量对比在投资前后发生了逆转。投资前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地点，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投资后因为存在资本抵押，投资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但对于制造业这类技术革新快的行业，东道国可能持续依赖外国企业获得技术。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者通常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服务于其政治政策，因此应保护和增加一国可得的资源以提高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意味着以东道国的政策目标为标准监管外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强调独立发展的国家普遍接受了民族主义观点，对外国投资采取干预性政策，采用包括税收激励、审查、业绩要求和关税等措施促使外资为东道国服务。发达国家同样可能持有民族主义观点，这体现在促进和保护投资的措施方面，如信息提供、技术援助、融资保险服务以及军事、经济制裁和外交等保护性政策。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主义通过“分工进而提升效率”的做法可能导致资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剩和投资者边际收益下降，投资者被迫转向海外特别是资本数量较少的国家。这样的外国投资可能使得东道国依赖外来资本，也可能使得东道国经济发展缓慢，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斯蒂芬海默（ ）的“不平衡发展”和“国际劳动力分工”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进行了阐述。 “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国际投资可能使得跨国公司内部分工转变为全球劳动力的分工，造成全球范围的管理层、白领和蓝领。这导致边缘国家更落后、中心国家更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不平衡发展。中心国家从国际投资中的获利各有不同，因此在争夺边缘国家市场方面也存在不平衡情况。 世纪年代以来跨国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马克思主义学者因此更关心国际投资体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国际劳动力分工”理论同样认为发展中国家遭受剥削，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地位的差异有不同的体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边缘国家承担了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材料的角色。 年代以后，中心国家利用的是边缘国家的劳动力。 年代以来国际投资中知识的密集程度上升，跨国公司更注重将技术和劳动力相结合。但无论哪个时期，美欧的跨国公司都与东道国存在对抗性关系，跨国公司在将不同生产要素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跨国公司对母国影响力的上升。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来看，既有国际投资研究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当资本来源和使用发生变化时，资本对其他要素的作用也可能改变。以亚洲国家和石油出口国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为例，这些投资者与传统跨国公司在资金来源、使用、约束和目标方面显著不同，这类投资者在处理与东道国关系时遭遇了同传统企业不一样的问题，既有文献对这一演变中的情况的解释非常有限。其二，没有突出资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期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势地位，也就无法有效解释部分国家为何处于边缘地位且难以转变为中心国家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多种理论分析的，国际投资者主要拥有资本要素，可能还有附加的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资本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是结合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技术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其三，投资者和母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东道国企业和资本拥有者会游说本国政府，而既有文献较少给出资本影响国际投资体制的渠道和机制。本文对资本充裕度的分析能弥补既有文献的不足。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投资的第二个角度较为微观，围绕直接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展开。供给方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做出投资决策会考虑哪些因素。通常来说，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重要考量。弗农认为，对于特定的行业如资源能源业，生产设备一旦投入使用将不容易撤资。因此跨国公司首先会避开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并在进行投资前与东道国签订条约，这是为了防止公司的投资成为东道国的“人质”。内森詹森（ ）等学者认为，如果东道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合同中违约，那么后续的外资流入会因受到负面影响而减少。有研究认为，尽管存在高额成本，东道国政府仍有违约的动力，资源国更是如此。詹森和李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国内政治机制如何约束东道国政府，从体制上降低国际投资的政治风险。以资源国为例，自然资源禀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体制和国内冲突，进而影响东道国政府的选择。部分学者认为民主体制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麦卡坦汉弗莱斯（ ）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密集的国家发生国内冲突的概率更大，而国内冲突是衡量投资环境恶化的主要指标。这是因为冲突和不稳定增加了不可预测性，投资者最在意的利润可能因此受损。但一国政治体制对国际投资的作用并没有定论。有观点认为独裁体制下劳动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难以表达自身需求，也没有选举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这些情况可能吸引外资。还有研究认为体制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基于需求方的分析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何种因素决定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态度，因此相关分析集中在国际投资如何影响东道国的分配状况。有观点认为外国投资改变了东道国国内外的利益分配：东道国国内不同地区、行业和种族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因外国投资而加剧；同时直接投资也造成外国人控制本国资产，而这些资产可能与东道国的核心利益相关，包括军事、文化等方面。索纳尔潘迪亚（ ）采用外资股权的数据分析了政客选择政策工具进行外资监管的原因，结论是民主程度更高的国家，其开放度也更高，这是因为民主能够提升本国劳动力的政治影响力，而劳动力是外资自由流入的主要受益者。威托德亨尼斯（ ）也认为参与投票人员越多对政策的约束力越强，政策对于外资更友好。但埃里卡欧文（ ）的观点是，发达国家的工会更倾向于限制外资流入。不同层面的不同因素影响了东道国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在国家层面，东道国可能会在国有化的收益和减少投资的损失间进行权衡，最终决定国有化程度。在地方政府层面，埃德蒙马莱斯基（ ）分析越南数据得出结论，地方省份通过自主改革试验可能获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增强地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自治程度并挑战中央权威。在行业层面，巴勃罗平托（ ）等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不同行业的外资流入数据说明，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不同集团收入分配的效果不一，因此各党派在外资的行业偏好上存在差异。詹森等基于美国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期的调查数据认为，吸引外资和竞争资本对政治家有利，因为政治家可以用项目作为政绩，所以政府愿意提供优惠的引资政策，虽然这些税收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不十分确定。在个人层面，个人对外资态度的集合也会影响政策决策。既有文献认为，一国的教育水平、私营部门所占比重、投资者来源地和国内利益集团等是影响其外资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单独提取资本这一变量，分析其在国际投资体制演变中的决定性角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供需分析的不足。单独分析资本的原因在于其本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具有较高的通用性。通常认为母国提供物质资本、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本，东道国提供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其他要素。资本适用于不同的生产场景，而其他要素有不同程度的异质性。其次，资本禀赋不是事先给定的。与自然资源、人口、国土面积等既定变量不同，一国拥有的资本数量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即使在特定阶段缺乏资金，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积累资本。这也是本文想说明的问题，即资本匮乏国转化为资本充裕国需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国际投资体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最后，资本具有双重作用。资本充裕度提高除说明一国经济的变化外，也隐含着政治权力和话语权的转变。既有分析更多地把资本充裕度视为既定变量，较少关注资本增减的政策含义，本文在这方面对其进行了补充。本文基于资本充裕度的分类方法有助于理解不同类型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既有文献中的分类方法。国际投资体制文献中主要采用两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将国家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有国际投资体制的状况，如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金额和投资协定数量占据主导、两类国家在缔结投资协定时地位不对等等问题。这种分类方法的缺陷在于未能解释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是世纪年代以来采取的分类方法，因此无法解释更早时期的国际投资情况。一国本身的定位也可能变化，如美国在世纪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但在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发达国家，其在不同时期签订的协议的内容差异明显。另外，新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场国家和部分石油出口国并非发达国家，但却是近年来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上述分类法无法解释这类国家的投资行为和特征，更无法解释国际投资体制变化的原因。第二种分类方法是区分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这种分类方法通常用于对国际投资进行统计，但在分析国际投资体制演变时采用该方法则存在较大问题。究其原因，资本流动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资本从充裕国流向资本匮乏国，二是在资本充裕国之间流动。资本从来不存在从匮乏国向充裕国的流动，这与国际贸易中货物的流动完全不同。商品之间和同一类商品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所以不同国家在不同商品、同一类商品不同细分项上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因此即使是某类要素匮乏的国家，其仍可能出口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这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但资本流动与此不同，尽管新古典模型预测资本应该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直接投资都是在富裕国家之间发生。区分资本流入国和流出国的方法强调资本流动的结果，没有给出资本流出国的不同动机，也没有区分资本流入国的不同需求。动机和需求不同意味着一国在谈判中的心态和筹码不同，立场自然也不相同。当研究更长的时间维度中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时，需要给出能够回避上述缺陷的分类方法。因此，本文以储蓄投资和对外投资净收益情况来解释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二国际投资体制演变的分析框架国家的划分标准对于理解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至关重要。本文提出了新的国家分类方法，并基于这一分类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匮乏国、资本增加国、资本充裕国和资本减损国，区分标准包括净借贷和对外投资净收益两方面的差异。（一）净借贷差异本文提出的国家分类方法是基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细化和创新。传统的国际收支理论往往根据一国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将其定义为资本过剩国或资本不足国。当一国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即经常项目顺差，与之对应的是资本流出。当一国将多余的储蓄投向国外，该国常被称为资本过剩国，即经常项目顺差使得资本增加，甚至可能有过剩的资本。反之是资本不足国：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常面对国内储蓄不足，因此引入外国资本（资本净流入）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同时从国外购买资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年第期本品的需求使得贸易余额为逆差。本文并未采用资本过剩国和资本不足国的说法，因为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描述了国际资本的整体流动，但具体到直接投资，其流入流出的情况与整体状况不完全一致。美国和中国都存在直接投资与整体资本流动方向不同的情况。 世纪年代以来，美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整体是资本净流入的状况，而同期美国直接投资基本是净流出。中国的直接投资与整体资本流动也基本是反方向的，年后中国大部分年份处于资本净流出，但中国的直接投资几乎总是净流入。净借贷的定义是贸易逆差加上为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息和利润。净借贷指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指标描述了一国的储蓄投资差异和资金使用的成本。储蓄投资差异的含义是：当一国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时，不得不从国外借款以支付进口所需资金，即储蓄投资为负意味着存在贸易逆差。通常资本匮乏国进口的是国内投资所需的资本品，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让外国投资者获得本国企业股权是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一种方式。相比债权的方式，吸引外国股权投资的稳定性更高，但外国投资者期待获得更高回报，东道国为使用资本需要支付更高的正值利息。（二）对外投资净收益差异国际投资体制主要协调直接投资关系，以资本流动的整体情况来解释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并不完整。正如卢卡斯悖论（ ）关注到的情况，资本往往从人均资本较少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这一悖论的解释包括投资者更看重发达国家的制度质量高、投资风险低和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因此，除了储蓄投资差异以及为外资支付的利息，在分析直接投资这一单独类别的国际资本流动时还需要考虑对外投资收益的状况。本文选择对外投资净收益作为解释指标的原因在于对外投资净收益的大小决定了一国能否由贸易顺差过渡到以投资收益顺差为主的阶段。一国贸易顺差增长仅仅说明该国利用本国资源进行生产并出口，不一定意味着该国积累了资本优势。只有当一国对外投资净收益为正，特别是在支付外资利息后仍然为正，才说明该国不仅是资本输出国，而且资本输出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该国更加依赖资本投资的收益，叠加贸易顺差，才能被称为资本充裕国。 年后，美国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存在巨额净流入。净借贷为正意味着从国外借入资金，净借贷为负意味着向国外借出资金。表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及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立场的演变对外投资净收益净借贷正负负资本匮乏（非自愿开放） 资本减损（降低本国开放度）正资本增加（加大本国对外开放） 资本充裕（要求伙伴国对等开放）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根据本文的划分标准，资本匮乏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净借贷为正，对外投资净收益为负。这类国家没有或者只有少量对外投资，需要支付巨额外资利息。资本增加国是一个国家从资本匮乏国转向资本充裕国的中间类别。这一类型的国家净借贷为正，但对外投资净收益由负转正使得该国不再属于资本匮乏国。随着一国生产能力增强和国内储蓄上升，储蓄投资为负的情况有所改善，可能贸易已经出现顺差，但该类国家支付正值利息的状况可能仍将持续，因此净借贷仍然是正值。与此同时，在资本输出过程中，一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开始有正值收益，该国进入了对外资本意义上的增长阶段。资本充裕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净借贷为负，对外投资净收益为正。资本充裕国的经常项目为顺差，主要原因是该国在对外投资中获得了正值收益，贸易顺差的重要性下降。同时，这类国家为外资支付的利息也小于贸易顺差，是资本的输出国和成熟的债权国。资本减损国的特征是，虽然仍从对外投资中获得正值收益，但由于人口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贸易逆差日益增加，且投资收益难以弥补贸易逆差，经常账户整体呈现逆差。这可能引致海外资本回流、海外资本净值减少以及国家竞争力下降。（三）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投资体制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对该国的经济实力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总的来说，资本充裕国是国际投资体制的主导者，资本获利和扩张的需求促使该国在国际关系中以保障投资利益为重要目标，资本的充裕使得该国能够采取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手段保护投资者利益，通过对技术和市场的掌握进一步强化本国的资本优势。资本匮乏国虽然在经济上有吸引资本的需求，但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话语权较弱，难以通过国际规则获取利益，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其开放度可能降低。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年第期经济实力至少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国际投资规则：首先，一国经济实力为构建利益话语权的良性循环提供了起点。以美国为例，一方面，美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对其他国家和个人施加制度性影响，在国际交往中投射美国的观念和规则，为多边活动提供制度基础，这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国际规则的主导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可以为小国提供利益，得到好处的小国在政治上支持和追随美国。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维持国际规则的运转获得了最大利益。作为规则的提出者，美国具有天然的话语权。美国会以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适用和解释国际规则。利益和话语权的互相强化构成了良性循环，而这个循环的起点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其次，经济力量会影响政治、军事和舆论等方面的竞争力，间接影响国际投资议题。最后，现代经济大国可以通过市场和技术，分别运用买方权力和卖方权力影响国际规则。现代资本大国和经济大国通常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也有相对先进的技术，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中更倾向于利用市场和技术两方面的权力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实力影响国际投资体制的结果和特征各有不同。资本匮乏国的竞争力弱，在国际投资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小，在国际规则谈判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这一状况在国际投资的历史上变化不大。通常来说，资本匮乏国对外开放的动力不大，不少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和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面对资本充裕国开放市场、获取资源和攫取利润的要求，资本匮乏国曾提出以东道国法律为基础的投资待遇，或尝试通过多边体制维护自身利益，但难以成功。资本增加国的竞争力开始逐步上升。资本增加国减少了从国外借贷的数量，扩大本国开放，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流入，增强生产能力，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以便利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协作。从资本匮乏期过渡而来的资本增加国尚并不具备强大的谈判能力，更为合理的策略是开放本国市场参与国际协作并加快资本增加。资本充裕国对国际投资体制的主要诉求是对等开放，即本国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求其他国家也开放贸易市场和投资机会。资本充裕国产品成本低、企业竞争力强，对等开放的立场足以发挥本国的优势。资本充裕国需要尽力占领海外销售市场、获取低 ， ， ： ，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 “ ： ： ，” ， ， ， ， 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 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载当代亚太，年第期，第 页。成本原材料、塑造独占优势，利用不同国家在资源、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实现超额利润。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协定的作用是从法律上保障获取利润的途径，具体包括扩大市场销量、保障原料供给和保护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市场准入、利润汇回、对征收行为进行补偿等），降低解决摩擦的成本并最终提高投资收益。资本减损国在参与国际投资体制过程中常出现降低本国开放度的倾向。资本优势的下降直接导致减损国的竞争力下降，这反映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而竞争力的下降使得该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话语权下降，虽然可能对国际投资体制仍有一定影响，但不再拥有丰厚的讨价还价筹码，这反过来将进一步放慢资本增加的速度，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图一国资本充裕度对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立场的影响资料来源：笔者自制。三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基于资本充裕度的视角如前文所述，根据不同国家在净借贷和对外投资净收益两方面的差异，可依据资本密集度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匮乏国、资本增加国、资本充裕国和资本减损国。一国在资本增加的过程中其经济实力处于上升期，则资本越充裕经济实力越强。而一国的经济实力对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持有的立场具有决定性作用。概括地说，资本匮乏国不倾向于开放，在国际投资体制中话语权较弱，常处于非自愿开放的状态。资本增加国通过加大本国的开放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资本充裕国会在国际投资体制中推动其他国家对等开放。资本减损国可能再次回归保护主义，降低本国的开放度。（一）资本匮乏国资本匮乏国的资本要素不足，因此该国资本的边际收益较高。根据经济学理论的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年第期预测，外国资本更倾向于投资这些国家，以获取比在母国国内投资更高的收益。因此，外国资本有动力推动资本匮乏国开放。资本匮乏国是否对外资开放有多方面考虑。从经济角度来说，东道国开放本国市场的目标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这个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外国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需要满足多个条件，例如东道国参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商品交换提高生产效率。当外国投资不能增强东道国的生产能力时，投资的正面作用难以发挥，资源和能源丰富的国家常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角度来说，国际投资带来了财富增长，但东道国在财富分配中的所得较少，因此更倾向于“内向观望哲学（ ）”，即一国更多依赖本国资源，本国厂商主要服务于本国市场，本国商品的主要消费者是本国居民。持有这种观点的东道国通常认为要监管外资，怀疑外国可能干预本国政治体制，防范外资对东道国国内认同的影响，预防出现潜在的文化殖民情况。虽然资本匮乏国有多种担心，但很难依照本国意愿决定自身的投资开放度。如上文所述，他国的资本优势与经济实力能够通过多条路径转化为国际话语权。外国资本为了进入资本匮乏国市场，会以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不同方式向该国施加压力。签订国际投资协定也是施压的一种方式。资本匮乏国或者接受既定的投资协定模板，或者完全拒绝。如果资本匮乏国拒绝既定模板，仍可能面临其他压力。比较而言，资本匮乏国缺乏在国际社会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护权益的手段不足，因此常处于非自愿开放状态，拉美国家是较为典型的例子。拉美国家符合资本匮乏国的两个条件：净借贷几乎一直为正，对外投资净收益几乎总为负。 年后拉美国家几乎一直处于外国资本净流入的状态，早期拉美国家的外资流入有几个特点。例如，拉美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日本，年这三个国家占对拉美投资总量的。再如，外国对资本匮乏国的借款主要用于铁路及公用事业的建设，且大都是绿地投资。另外，世纪外国资本对拉美国家国内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外国资本占阿根廷国内资本形成的比重是，墨西哥是。拉美国家的对外投资净收益几乎总为负。在外资大量流入的世纪，拉美国家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外投资，外国资本以股权和债权两种形式流入拉美国家，拉美国家 ， “ ，” ， “ ： ，” ， ， “ ： ，” ， 向外资支付了高额利息。拉美国家对外投资净收益为负有两点原因：其一，拉美国家固定资本的形成高度依赖外国资金，因此对本国开放进程的控制力较弱。其二，拉美国家对外资的利用效率较低，在支付外资的利息后剩余数量较少，难以增强拉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为了发挥外国资本对于本国经济的正面作用，拉美国家至少在四方面做了努力。第一，在投资待遇问题上，拉美国家提出了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投资待遇标准。欧美国家认为，外国投资者应该享受国际最低投资待遇标准，该标准高于拉美国家给予国内投资者的投资待遇，是以母国情况为基准提出的待遇标准。拉美国家针对“最低待遇”提出了“卡尔沃主义”，核心是外国投资者应和本国投资者享受同样的投资待遇，力图以国内规则约束外国投资者。但“卡尔沃主义”没有成为国际投资关系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第二，拉美国家尝试通过双边支付协定、清算协定和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式促进经贸往来。 年之前多个拉美国家与美国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拉美国家之间也大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阶段拉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原因在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资金普遍不足，国际投资主要流向相对稳定的欧洲，拉美等资本匮乏国很难获得自己需要的资金。拉美国家希望通过自贸协定获得资金。有少量国际贷款流向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部门，资金的流入扩大了拉美国家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偿还贷款利息的压力没有改变甚至有所上升，这反而增加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另外，拉美国家还尝试建立多边投资体制来保障本国利益，但这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例如，年国际联盟举办了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但各国未就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达成共识。尽管大多数国家赞成“执法不公”和“尽职调查”条款，但最终这两个条款并没有成为正式条款。第三，拉美国家在部分时期降低投资开放度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国内生产为主、保护本国工业的策略，并通过关税、补贴和多重汇率等政策减少进口实现自给自足。同时，拉美国家对外来投资持怀疑态度，认为外国资本可能控制本国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部门，甚至认为外国投资者可能干涉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属于“新殖民主义”。例如，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阻止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 ）当选总统并参与推翻总统的军事政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拉美国家对外征收高关税，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年第期不欢迎外来投资，强烈抵制跨国公司对当地政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仍然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竞争力成功控制了拉美国家绝大部分产出：年拉美的工业产出中，外国公司占 ；在技术较为先进的化工、电机和制药等部门，外国公司占比高达 。第四，即使拉美国家对外资开放，将自己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仍难以有效监管资本流入，更难降低外资对本国的负面影响。 年后，新的资金来源方即国际贷款机构给拉美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相比外国直接投资造成的所谓“新殖民主义”，以多边机构为主的贷款人对拉美国家的控制力度更大。由于国内建设需要资金，拉美国家只能在“付出高的利息”和“付出高利息的同时接受贷款人的多方面控制”之间进行选择。拉美国家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直接投资的作用，对直接投资者“控制本国经济”的抱怨声音变小了。拉美国家更加珍惜为数不多的直接投资，签订投资协定的动力有所增强。 世纪年代之后拉美国家纷纷缔结双边投资协定，目的是对外传达一个信号，即愿意提供安全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本。拉美国家愿意接受国际仲裁也使得其开放承诺的可信度更高。与此同时，拉美国家仍然无法减少外来资金对国内经济的负面效应。 世纪年代，资本项目过早开放被证明是高风险行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规则和一国主权冲突的情况在拉美国家多次出现，拉美国家金融危机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对资本流动的规则制定仍然缺乏影响力，也难以降低外国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总而言之，年后国际资本开始流向拉美国家，但时至今日拉美大部分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匮乏阶段。面对外国投资，拉美国家进行了种种努力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包括提出“卡尔沃主义”、以国内规则约束外国投资者、建立多边和双边机制以及尝试自给自足的战略等。但是拉美国家难以影响外国资本在本国的经营、产品的国际定价和资金的流入流出，原因在于外国资本没有帮助拉美国家提升产业结构，拉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没有随着外资的流入而增强，甚至拉美国家对开放度没有太多发言权，即使为保障自身权益进行努力，这些努力取得的效果也很有限。需要说明的是，有两个因素对东道国是否非自愿开放影响较大：一是国际关系的整体状况。在殖民体系和在霸权主导的国际关系中更容易出现非自愿开放的情况，前者的代表有英国前殖民地，后者以拉美国家为典型代表。二是东道国的经济结构。通常来说，资源能源丰富的国家更容易出现非自愿开放的情况。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资本匮乏国或资本匮乏地区积极引入外资，并在对外开放的 过程中积累本国的生产能力，增强在国际投资体系中的话语权。如世纪年代中期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年代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先后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为重要的出口地。与拉美国家不同，世纪年代中东欧的部分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把自己打造为西欧国家的制造业基地，并将本国经济整合到欧盟经济发展中。亚洲和中东欧国家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等要素来参与国际生产，而不是仅仅作为自然资源的生产国。这些资本匮乏的国家利用外资增加出口，同时帮助国内的资本积累，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成功过渡到资本增加和资本充裕阶段。（二）资本增加国当资本匮乏国完成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后，还有剩余来增加国内资本、培育国内产业以及提升本国技术进步，则该国可能进入资本增加阶段，并最终升级成为资本充裕国。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世纪后期的中国处于资本增加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将尽可能开放本国市场。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美国在由资本匮乏期转向增加期的过程中体现出经济起飞国家的一般规律，即借用外国资本来建设国内基础设施，增强国内的生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从国外获得资金净借贷为正，对外投资的净收益开始由负转正，其基本立场是尽可能地开放本国市场。 世纪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证券投资为主，其中包括债券和股票。外国资本投资的美国证券的底层资产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运河、铁路、电力设施、电信和电报系统等。外国资本满足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时期井喷式的巨大资金需求，促进了美国国内资本积累。世纪早期，由于美国建国的时间并不长，为加速资本增长、发展本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美国主要有两方面诉求：一是巩固与传统资本充裕国的经济关系，二是建立与西半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关系。为满足上述诉求，美国与他国缔结了友好通商航海协定（），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与欧洲主要贸易伙伴缔结的，目的是与欧洲强国建立完整的货物贸易法律框架，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贸易机会；第二类则是美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缔结的，目的是创造新的商业机会。虽然针对这两类国家签订的国际协定有不同的特点，但共同原则是加大美国的开放力度。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 第一个类似条约是美国和法国在年签订的。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年）、普鲁士（年）、英国（年）、瑞典和挪威（年）、丹麦（年）等。 年第期对第一类来说，由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较为紧密，双方的协定具有更明显的利益互换特征，通常包括贸易、投资和人员等多方面议题。这类协议的特点是通过在部分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在其他议题方面的获益。例如，美国政府承诺保护缔约国财产和国民的投资安全，要求另一方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商品市场。同时，美国与不同国家签订的中各类原则的内涵不完全相同，依贸易伙伴的特征而有较强的针对性。以最惠国待遇为例，有些中的最惠国待遇仅指贸易，有些则指向税费。第二类的目的是为美国企业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其中对新兴市场的开放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因此美国在第二类中发挥了更强的主导作用，并将重要的投资原则引入所有中，包括“准入”“非歧视”“投资安全”“正当程序”等，确立了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国际纠纷的方式。换言之，美国通过把习惯法的内容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后来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再次重申这些原则。美国对征收问题的处理也说明其在资本增加阶段开始尝试利用国际投资协定增强本国的资本优势。世纪后期的中国在中国的经济起飞期，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重要内容之一。外国资本尤其是直接投资提供了购买资本品所必需的资金，资金流入的同时伴随着技术转让。中国利用外来资金和技术开展市场导向的生产，实现了对外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商品以制造品为主。在资本增加期，中国经济整体对外开放度非常高，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出口，这些措施使得外国将中国视为良好的投资目的地。中国对外开放体现在多个方面：给予外资特别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惠、财政支持以及外汇管理等；在开放直接投资领域的同时加快金融投资的开放。在对外资开放多年后，中国已经处于资本增加转向资本充裕的阶段。从经济指标看，中国资本输出数量较大，虽然也向外资支付利息，但净借贷已经由正转负，对外投资收益也有了显著提高。中国的资本积累方式与传统资本充裕国不尽相同，在资本积累早期中国并不拥有先进技术，也没有利用战争等极端的国际形势。另外，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投资体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前的国际投资协定更加强调投资者的责任，也更加重视东道国对外资的监管权力。随着中国资本输出能力的上升，传统的资本充裕国更加强调东道国的权利，这体现在投资待遇、征收赔偿条件以及兑换与转移等条款上。传统的资本充裕国认为，东道国国内部分监管权优先于国 际协定，如安全问题是投资协定中的例外条款。发达国家因此普遍加强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发达国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