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长而合作，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pdf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为增长而合作：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在 G20 智库论坛 (2015) 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5年7月30日2013 年 1 月 19 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人大重阳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 2 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人大重阳是一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78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近 30 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合作关系。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2014 年人大重阳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的“全球顶级智库 150 强”，列第 106 位，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并行入围的七家中国智库之一。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 1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主席国。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1，G20 需要为全球治理做出顶层设计并拿出推进方案，而 G20 的主席国则需要在承续既有成果、推进机制发展的前提下带头应对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当前，如何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后持续多年的低增长泥潭，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是G20面临的首要课题。2014年的G20 主席国澳大利亚推动确立了“到 2018 年前使 G20 整体 GDP 额外增长 2% 以上” 的 G202共同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成员方都制定了各自的“综合增长战略”（Comprehensive Growth Strategy，或译为“全面增长战略”）。2015 年 G20 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3I”即“包容性”、“执行力”与“投资性增长”(Inclusiveness, Implementation and Investment for growth) 的政策框架，实际上是对综合增长战略在可执行性方面的补充，体现了对 2014 年主题的沿承。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基础上，2016 年中国 G20 也需要体现沿承性。实际上，从 2008 年到 2015 年的十届 G20 峰会，从应对金融危机到提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再到“综合增长战略”，体现了从危机应对机制到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型，2015 年主席国土耳其所面临任务则是为 G20 作为全球治理的常态化最高平台探索道路。为增长而合作：构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在 G20 智库论坛 (2015) 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综合增长战略”业已要求各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长路线图，其中存在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各成员方的关键政策承诺（Key Comitens）侧重点各有不同，没有关于相互协调的说明，潜在地存在相互竞争或相互抵消问题，可能导致“零和博弈”造成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外溢效果为零甚至为负。并且，各成员方的“综合增长战略”文件中对于政策承诺与增长目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做出充分说明，无法使人分辨这些政策将带来的增长属于“额外的 2%”还是只不过属于“现有预期轨道”之内。从 G20 的官方定位“全球首要的经济合作平台”来看，“合作”是宗旨要求。而循名责实，G20 的既有的主要议程其实也是合作，然而合作范围却有限，大部分篇幅着墨于金融治理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的合作。而在增长战略方面，应该说“有目标，无合作”。显然，仅有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足以完成 G20整体的增长目标。鉴于“到 2018 年前使 G20 整体 GDP 额外增长 2% 以上”这一整体性目标的紧迫性，在 G20 层面而非各成员方层面上制定整体性的政策，并建立切实可操作的执行机制，已十分必要。考察“增长战略”一词本意，指得就是通过多方面政策协同努力以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中期目标业已确定，G20各成员方的政策承诺也已提出，需要补上的是1. “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表述见新华社对 2009 年匹兹堡 G20 峰会的报道G20“升级”取代八国集团成首要全球性经济论坛，news.xinhuanet/world/2009-09/26/content_12112703.htm2.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里斯班峰会公报第 3 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G20经济政策的全方面“大合作框架”。本报告所要提出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Globa Economic Coordination System，GECS）就是这样一个大合作框架。一、全球可持续增长：背景、目标与挑战2010 年 6 月 G20 多伦多峰会提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下简称“框架”）3， 框架设定了“中期”目标：目标：将全球产出提高约 4 万亿美元；创造约 5200 万个就业岗位；帮助约 9000 万人脱贫；极大缓解全球经常账户失衡。3. 2010 年多伦多峰会公报第二部分及附件一此外，框架还要求“发达经济体承诺在2013 年前将财政赤字降低至少一半，在 2016 年前将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实现稳定或明显降低”。框架没有说明“中期”的截至时间，按照“中期”为 5 年的通常认识的话，应指 2011年初开始，至 2015 年底完成的这个期间。从全球 GDP 世纪增长情况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 2011 到 2014 年期间，全球实际 GDP年增长率分别为 4.17%、3.40%、3.41% 和 3.39%；从“危机前”与“危机后”对比的角度来看，2001-2007 年期间，全球实际 GDP 年均增速为4.45%；而 2008-2014 年年均增速仅为 3.26%，2015 年预计全球 GDP 增长率为 3.5%，可见，全球经济并未回到强劲和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照此趋势，“2015 年比 2011 年提高 4 万亿美元”可以完成，但完成 2018 年增长目标压力很大。年份 全球 : 名义 GDP 名义 GDP 同比增长 全球 : 实际 GDP 实际 GDP 同比增长2000 323,293.47 3.22% 402,179.07 4.24%2001 321,370.57 -0.59% 409,111.83 1.72%2002 333,952.09 3.91% 417,550.75 2.06%2003 375,676.20 12.49% 429,246.37 2.80%2004 422,703.09 12.52% 447,140.96 4.17%2005 470,337.21 11.27% 470,337.21 5.19%2006 509,714.71 8.37% 489,714.47 4.12%2007 574,522.20 12.71% 508,991.08 3.94%2008 629,828.29 9.63% 516,522.74 1.48%2009 597,046.88 -5.20% 505,824.81 -2.07%2010 654,892.04 9.69% 526,462.37 4.08%2011 725,722.44 10.82% 541,422.26 2.84%2012 740,415.86 2.02% 553,521.21 2.23%2013 761,239.50 2.81% 566,531.58 2.35%2014 778,687.68 2.29% 580,552.85 2.47%2000-2014 历年世界 GDP 增长状况，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 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4. ILO：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pp.5.5. 参见人大重阳G20 双周报第 6 期：土耳其“3I”的启示 rdcy-sf.ruc.edu/displaynews.php?id=119236. 来源同上从全球就业状况来看 ,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在 2015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报告，2014 年全球失业人数达到 2.01亿人，比金融危机开始时的 2008 年 1 月增加了3000 万人4，并且，“很难完成新创造 4000 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可以认为，2014 年 11 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000-2014 历年世界 GDP 增长趋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G20 峰会上公布的各成员方综合增长战略文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针对框架制定的延续性政策。2015 年的 G20 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3I”即“包容性”、“执行力”与“投资性增长 ”(Inclusiveness, Implementation and Investment for growth) 的政策框架作为实现增长目标的支柱5。土耳其“3I”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如下6：土耳其 3I 政策框架： 包容性： 在国内层面上，鼓励各成员国采取措施促进性别平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关注青年事业问题；在国际层面上，增加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执行力： 高度重视布里斯班峰会提出的综合增长战略，认真考察当时提出的 1000 余项承诺、政策、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并探索未来的几年里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投资性增长： 提出富有雄心的“供应方”目标，即通过国家投资计划来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4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可以看出，“3I”框架实际上是对综合增长战略在可执行性方面的补充，体现了对 2014年主题的沿承。考虑G20整体政策目标的话，需要注意到，当前，全球已承诺的政策目标体系已变得更为复杂，必须予以通盘考虑。这种复杂性来自三个方面的政策要求。一是联合国层面上“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新进展。联合国“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便已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开始进行，包括11个专题的磋商7：冲突与脆弱、教育、环境可持续发展、治理、增长与就业、卫生、饥饿、食物和营养安全、不平等、人口动态、能源、水。并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在“2015 年后议程”中并轨8。二是全球层面上碳减排的要求。今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COP21）将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的目标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此前，201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声明宣布美国计划于2025 年实现在 2005 年基础上减排 26%-28% 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中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讨论全球增长必须考虑到碳减排约束日益严格的趋势。三是发达国家减少财政赤字的约束。讨论全球增长还需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对“减赤”的政策承诺。2015 年 3 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发表报告称，奥巴马总统所提出的 2016 财年预算案可以帮助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削减1.232万亿美元赤字9。而欧盟于 2011 年 12 月通过的欧盟元首声明则制定了“结构性减赤”的长期政策框架并要求写入宪法，即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逐步达到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不超过 3%，且公债占 GDP 比重不超过 60% 的红线。人大重阳研究组计算认为，在当前欧元区成员国财政状况的基础上，要达到这一目标，将意味着欧元区必须有至少 16年的财政支出逐年减少过程。上述三方面政策承诺的存在意味着，对于全球增长目标的政策承诺，必须与其他长期政策承诺相互协调，并可能需要经常做必要的调整。除了不断增加的各方面政策承诺之外，全球增长目标的实现还面临着全球各类风险因素的挑战。当前，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等不确定性事件冲击着全球增长；全球性通缩、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威胁着全球增长；而重大创新缺乏、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支撑性要素不力则拖累着全球增长前景。这也就要求全球可持续增长的政策框架必须增强抗风险能力。二、应以新增长框架迎接全球化新机遇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 , 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可以说，全球经济危机并未离去，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仍有诸多全球性的新机遇正在涌现，为全球经济真正走出危机带来希望。G20 所需要做的，是在升级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整体性的新增长框架，以抓住这些新机遇，带领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健康轨道。概括G20 需要为迎接全球化新机遇做出三方面努力：1. 以“大金融”引领国际货币秩序的内在7. 联合国官网“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专题 un/zh/development/desa/area-of-work/post2015.shtml8. 叶江：浅析联合国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新动向，当代世界2015 年 4 月刊。9. 参见 finance.qq/a/20150313/000774.htm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 5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升级。 较之传统理论 ,“大金融”突出强调了三个整体性：一是将金融和实体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将整个金融体系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狭隘地考虑货币和信贷；三是将全球的金融发展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封闭和静态地看待一国的金融发展。2015年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出现“负利率”趋势，而以亚投行（AIIB）为代表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成立则使得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就使得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低融资成本、多元格局有可能共同促进全球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出现新转型，以及在不改变美元世界货币地位条件下的国际货币秩序内在升级。要实现国际金融与全球一体化的实体经济协同转型，就要从根本上破解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命题，迫切地需要在“大金融”理论框架下，系统重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从一个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来设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并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构建起合理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和共同发展。2.以大合作实现开放经济时代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对技术投资结构产生的作用，将会使世界经济的增长状况呈现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知识外溢的作用，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并且技术变化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蛙跳”式增长。随着全球微观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经济已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作为 2016 年 G20 主席国的中国更是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基本国策。通过 G20 政府间的政策大合作，使各国的开放经济融合为全球统一大市场格局，将极大促进全球经济的内生增长。3.以大治理配合创新驱动浪潮的内涵发展。当前，G20 各成员方都把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以德国提出的“工业 4.0”、中国出台的中国制造 2025等方案为代表的产业创新升级政策，正蔚然汇集成一股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浪潮。产业升级的方向在于，突破以单一工厂或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而是以工业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使整个生产体系升级为统一的“云”，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协同化。这就需要政策上有“云端”意识，通过“互联网+”的思维实现大治理来配合未来产业生长所需的内涵式发展。三、全面经济协调战略：必要性考虑到全球可持续增长的背景、目标与挑战，以及抓住新的全球发展机遇期之需要。我们认为，2014 年布里斯班峰会发布的 G20 各成员方“综合增长战略”，就其政策承诺来说，尚不足以满足兼顾面对全球经济现实机遇与挑战的要求，也不足以保证“到 2018 年前使 G20 整体GDP 额外增长 2% 以上”增长目标的实现。“综合增长战略”中若干关键政策承诺（Key Commitments）举例：澳大利亚：一揽子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就业与福利改革：鼓励参加工作；减少行政审批；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签订与韩国和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鼓励自主创业 ;中国：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稳定增长预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刺激消费；提高市场竞争性，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促进私营部门参与；推进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财政与金融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欧盟：完成统一的银行业联盟的创建：统一规则、统一监管，设立决策委员会和一个救助基金；深化资本市场以促进欧盟的长期投融资，并保证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创新中；解决高失业尤其是青年高失业率问题，促进劳动力流动；进一步整合欧洲统一市场,将服务业、能源、运输和信息市场纳入其中，减轻公司负担；推进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包括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议；土耳其：提高制造业生产率；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加强技术和创新；增加妇女和青年劳动力参与率；增强国内竞争力；美国：支持扩大潜在需求或增强长期增长潜力的项目；增加收入以扩大需求；培训劳动技能，扩大劳动参与率；加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合作，促进贸易发展；改革移民政策，增加人才吸引力。从上述例子中，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各自为政”情况，以及为争夺（而非共享）增长要素而提出的政策方案。存在相互竞争的政策承诺即便得以落实，并带来某一成员方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也来自其他成员方的效率损失。对于 G20共同的增长目标来说，这只能起到“相互拆台”效果。并且，上述例子中，能够令人相信可以带来“额外”经济增长的措施也为数不多。为使全球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得以实现，有必要设计 G20 整体性的增长战略框架，即“全面经济协调战略”。其必要性来自三个方面：1.实现G20整体政策效果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s），避免相互抵消。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发布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Brisbane Action Plan）指出：“政策效果的正向外溢来自政策实施的同步协调”。 布里斯班行动计划提出了加强宏观政策合作、促进投资、推动竞争、开放贸易、促进就业等五方面行动计划。但从增加各成员方之间政策协同性、避免零和博弈角度，仍需设计更具顶层性的整体框架。2. 促进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涌现，实现“额外”增长。 “综合增长战略”提出的政策承诺，多数是各国既定国内政策的延伸，更多地应该视为既有增长预期，很难将其与“额外增长”联系起来。我们认为，“额外增长”应该来自于深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制定“额外”的政策框架，才能保证此类增长点的生长。3. 使全球增长来自多领域协同发展，保证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不可能只依靠财政、金融、贸易、投资、就业等几个政策，而是应该来自多领域协同发展带来的社会演进。“增长战略”（Growth Strategy）源出 1960 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指的是制定全方面的产业政策来实现长期增长。既然 G20 的“增长战略”已经提出，且需要 G20 整体性的合作来加以实现，那就意味着必须设计一个G20整体的增长战略大合作框架。四、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架构设计“增长战略”一词有着强烈的发展实体经济含义，当今世界上坚持时间最长的实质性的增长战略，应属中国的“五年规划”，也就是说到2015 年将完成十二个五年规划，即实施了 60 年。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 7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而 2016 年中国将开始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2011-2015 年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为例，共分十六章，包括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城镇化、资源与环境、科技与教育、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文化、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治、民族、军事等十四个方面以及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在“纲要”之下，中国还有各部门、省、各市、各县的“十二五”规划，数以千计，包罗万象。对比其他 G20 国家的“综合增长战略”，同样有着“增长战略”的名称，有着“2%”的目标，以及各国的政策承诺。不同之处在于缺少各国政策之间的协调机制，政策领域也少一些。设计 G20 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还需要考虑到G20的现有机制。目前，G20有四个层次的会议机制，分别是领导人峰会、协调人（Sherpa）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和专家工作组会议。G20 的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机制有 6个，分别是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发展问题部长会议和旅游部长会议。专家工作组有8个，分别是“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框架工作组、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组、就业工作组、发展工作组、能源可持续问题工作组、反腐败工作组、私营部门工作组、金融包容性工作组。这些机制作为既有的合作平台，是“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实施基础。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应由一个顶层机制、三张机构网络、十方面合作平台构成。一个顶层机制是“长期愿景机制”，负责制定并修订 G20 经济目标，以指导增长战略的实施。“长期愿景机制”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先形成一份“G20 经济发展愿景”文件，确立五年期发展目标，在 G20 峰会上发布。此后，在领导人峰会、协调人（Sherpa）会议、部长及副部长级会议都可以作为一项议程，经常予以修订并讨论如何实现。三张机构网络分别是 G20 与联合国各机构协调网络、G20 相互协调网络、G20 与各个国际组织协调网络。建立常态化的协调网络，形成一个全球“发展规划”的执行网。十方面合作平台是十个方面的 G20 各成员方产业政策沟通与协调平台，综合考虑 G2O 现有机制及未来发展要求，参考中国与日本的案例，建议为金融与投资、劳动与就业、商务与贸易、工业与创新、农业、基础设施、资源与环境、能源、发展、旅游十个方面。五、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执行机制为保证协调各国的增长战略，应建立四方面的执行机制：1. 设立执行秘书处。 全面经济协调战略的执行秘书处应为常设机构，由 G20 各成员方派代表组成，职能是不断与各自国内联络并共同起草文件。执行秘书处可设立在中国，并在多个国际组织设立代表处。2. 建立“共同工具篮子”。 2014 年布里斯班 G20 峰会宣布成立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以及“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为 G20 共同工具提供了范本。G20 还应该建立一系列共同工具，并在共同工具的基础上开发“共同工具篮子”并执行相应的行为准则即在何种情形下应采取何种措施。例如，G2O 可考虑设立全球粮价平准基金，用以干预粮价过度波动。3. 设立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 G20 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 (SIFI) 建立了进行相互评估程序 (MAP)，可借鉴该经验，建立增长战略的政策效果相互评价机制。4. 探索奖惩机制。 国际的政策奖惩机制已有一些范例，如欧盟针对财政指标不达标国际的惩罚机制。G20 显然不可能建立欧盟那样严格的约束与惩罚机制。但可以探索在共同工具篮子基础上，对一些不达标的国家予以类似削减授信额度这样的处罚措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8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六、量化政策目标2016 年中国 G20 应提出截止到 2021 年的五年期量化目标。作为长期愿景，还可考虑提出“G20 中长期发展愿景（2030）”和“G20 长期发展愿景（2050）”。结合 G20 已有的政策目标的预期轨道，以及国际上其他政策承诺的要求，我们通过建立情境模型的方法，得出了到2021 年的可行性量化政策目标建议如下：金融与投资（含宏观经济目标）：目标： 到2021年使全球GDP总量达到95 万亿美元（按 2015 年美元价格计）。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融资 6000 亿美元。措施： 建立“宏观政策外溢协调机制”。实行“全球金融市场合法性管道”项目，推进跨国 PPP 投融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功能进一步全球化。劳动与就业：目标： 到 2021 年 使 G20 整 体 新 创 造7000 万个就业岗位。措施： 通过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增加就业。设立 G20 跨国人才流动供需项目库并配套设立 G20 跨国人才流动社保基金。提供国际性劳动技能培训。商务与贸易：目标： 使全球货物贸易量年均增速恢复到 5% 的水平。措施： 以 G20 为基础建立全球贸易便利化协调机制，以“灵活的双、多边谈判”代替漫长的多边关税谈判机制。其基础在于：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贸易过程深入到各国国内而非限于海关，因此需要灵活的贸易便利化协调机制。全面经济协调框架图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 9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工业与创新：目标： 使 G20 整体研发（R&D）投资占GDP 比重每年递增 0.1%。措施： 建立“全球创新体系”，设立一批多国合作研发中心、技术转让中心。农业：目标： 使全球粮食年产量从 6.9 亿吨左右水平提高到 7.3 亿吨以上。措施： 设立 G20 农业现代化合作网络。基础设施：目标： 到2021年使G2O客运铁路平均时速在 2015 年基础上提高 50 公里。措施： 设立全球高铁建设基金。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危机下的全球治理成果已经证明，G20是各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一项分享智慧、达成方案的有效机制。当 G20 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型成为全球治理平台，就需要解决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常态化机制问题。“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就是为创建这一常态化机制进行的思考。我们认为，要建成“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框架，除了架构、执行机制及政策目标体系这些“内生性”要素外，还需要从全球价值观、全球增长动力、国际社会发展以及绿色经济等“外生性”要素方面加强建设。首先，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续存与发展应成为 G20 的根本价值观。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各国经济的常态现状。与此同时，各类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作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应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执行机制就是“全面经济协调战略”。其次，让“全球创新体系”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根本瓶颈就是创新不足，技术创新转换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出现“梗阻”。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仅靠一国之力，难以突破全球“创新梗阻”。为此，必须建立“全球创新体系”，使创新主体、创新基础设施、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相互支持，共促发展。设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开展全球合作。各国政府应协商建立全球创新项目库，制定统一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在这些协议下执行科技合作项目，使相关国家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参与其中。创建有益于全球创新合作的基础设施。构建完善的全球创新合作金融支持体系，保证相关创新项目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明确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技术的商业转化过程。第三，设立“国际就业市场”计划，促进全球化社会发展。在服务业可贸易化的大背景下，许多原本依附于有形商品的经济活动，如设计、营销、管理、维修等，纷纷独立形成可以单独进行贸易的服务产业，从而根本上为产业转型升级和贸易的细分提供了动力。当前，跨国就业日益增加，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尤其是中高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之一。在外国就业或移民组成“跨国人群”已占到发达国家居民总数的10% 以上。而各国人口、就业政策体系与全球化的现实普遍不匹配，人才难以流动成服务可贸易化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导致“跨国就业人群”往往不得不选择移民或回国。设立“国际就业市场”计划，将“跨国就业人群”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与监管框架，鼓励“非移民的跨国就业”，将不但可以理顺政策与经济发展现实之间的关系，还能有效服务业可贸易化时代的长期经济增长。最后，让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上升到“全球生态文明”高度。目前全球议程中环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10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 10 期被单一化为“碳减排”，进而在政策上片面强调产品生产国的减排责任。然而，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只有从全球治理层面，以及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着手，才能真正收到改进生态平衡的实效。与“气候变化”这一片面强调碳元素的思路不同，“生态文明”在理念层面上具有“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发展”的高度。生态文明理念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全方面、立体化的，不能简化为“碳排放”。人类活动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涉及多种自然资源、多个环节层面，需要在把握各个环节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和谐。倡导“全球生态文明”，设计消费与生产共同承担生态责任的“资源足迹”补偿机制，全球环境治理才能迈上新的台阶。参考文献 :Angeloni, I. an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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