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度：一种针对善行，实现度量、激励、跟踪、监督机制的社会治理框架.pdf

善度MERITS一种针对善行，实现度量、激励、跟踪、监督机制的社会治理框架Measurable Ethics: Rating, Incentivization, Tracking & Supervision Framework倡议2020年6月PREFACE序言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了极大的考 验。 值得欣慰的是， 各类前沿的数字化技术在紧急关头临危受命， 在诸多的抗疫实践案例中起到了卓越成效。立足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妨深入思考：如何总结得失、汲取智慧，进一步引领科技向善，让前沿科技在社会治理领域持续发挥所长，助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过去， 社会文明的治理模式通常以罚则为主导， 但人性本身趋利， 古谚语也曾有“Carrot and Stick胡萝卜加大棒” 的说法。 有效的治理还是需要恩威并施、 因势利导， 既需要制定法规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惩罚（Stick）， 还应对正面的文明行为进行持续的回报和激励（Carrot）。但过去受制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度，仍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难题尚待解决。其一，在技术层面，过去较难对各类文明行为或善行善举进行度量、 记录和证明，既缺乏量化牵引的工具，且统计“小善”行为的成本也会过高。其二， 在协作机制层面， “惩恶”通常只需一个部门或机构跟进执行，而“扬善”则往往是一个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例如，有能力和资源采集善行数据的一方，未必是有动力弘扬善行的机构；而希望赞助和激励善行的企业 ，也未必能找到践行善举的对象。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资源、价值分配方法以及能促进多方互信协作的机制，就难以实现“扬善”的目标。其三， 在治理机制层面，如果存在信息孤岛、各方关系隔绝、 分而治之等现象，则较难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的穿透式管理，难以实现透明合规的治理。因此， 如果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前沿技术来推动机制完善，精细合理地度量各类善行的价值，协调和激励各方参与并明晰权责，加强“扬善”尤其是“激励小善”，优化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幸，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生物识别、5G、物联网、AIoT等以及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带来了现实可行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些技术已经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初步的作用。微众银行自立行始便积极深耕分布式技术，拥抱开放银行战略，践行开源和多方协作，并积极思考以科技优化社会治理之道 。因 此 ， 在经过深入思考与反复论证后 ，我们提出了一套针对善行，实现度量、激励、跟踪、监督机制的社会治理框架“善度”(MERITS -MeasurableEthics: Rating, Incentivization, Tracking & Supervision Framework)。 善度框架并非是一种具体的产品或服务，也不依赖于特定的技术或底层平台， 而是一种参考框架。任何企业或组织都可以针对特定场景，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和合作伙伴一起实现基于善度框架的应用场景。为确保善度的发行、 分发、赞助、兑换、清结算、监管等环节的合法合规和高效运行，在参与角色的设计方面，可涵盖发行者（MERITS Issuer）、分发者（MERITS Distributor）、 赞助者 （MERITS Sponsor）、兑换平台（MERITS Exchange）、清结算服务提供者（MERITS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ervice Provider）、监管者（MERITS Supervisory Body）、终端用户（MERITS User）等。七大角色有效分工协作，实现共识的达成与价值的转化。善度框架的有效性由三大核心机制共同保障。第一， 度量尺度。类似温度、高度、湿度、角度、经纬度等度量衡一样，善度有望借助5G、物联网、生物识别等技术统计度量各类客观存在的文明行为，实现对各类善行善举的量化、记录、证明等，改善过去“小善”行为统计成本过高的问题。第二，激励相容。 善度鼓励各个参与方都付出一定的资源和能力 、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能获得了相应的收获和权利， 从而发挥各方的治理职能、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实现多方的价值共赢和体系的可持续运转 。第 三 ， 合规治理。 善度框架要求预留监管接口 ，借助监管科技技术，可实现对全流程的穿透式监管及审计追踪； 清结算服务可由持牌银行机构提供，所有涉及联盟成员间的资金清结算须由银行完成，从而确保善度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衔接；同时，需确保价值在闭环中流转、终端用户自愿授权参与、 各参与方数据严格隔离进行隐私保护 ，从而多维度确保生态健康有序地发展。举例而言，如果将善度框架应用于疫情防控场景中， 就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产生较大的价值。一方面，在紧急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公共卫生的管理机构容易顾此失彼，导致处理事务的透明度下降，从而容易引发公众的质疑及信任感的流失，信任感的不足则会诱发公众的抵触保护心理， 反过来又会影响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执行力。 而善度框架中的度量尺度机制有助于在取得相 应授权的前提下，对抗疫涉及的信息流、人流、物流、 资金流等进行精确度量和证明，既能实现快速定位传播链和精准隔离等公共卫生管理目标，又同时兼顾了个人数据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合规治理机制也有助于实现对抗疫行动全程的穿透式监管与审计追踪， 从而深化信任的传递过程，提升管理机构的公信力， 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消耗。另一方面，疫情的有效防控需要发挥全民的主观能动性， 如主动报备、自觉隔离、守望相助等，如果仅仅依靠部分民众的积极向善行为和自觉性或并不足够， 反之使用惩罚机制则需要较高的执行成本。而善度框架中的激励相容机制，目标是通过多方合作并给予民众切实利益的正向激励方式进行引导，从而实现“善行未必需要善心”的治理成效。更进一步地，这次疫情让我们的工作、生活、 消费和卫生习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推动数字化和分布式协作逐渐成为“新常态”。在这个时代趋势下， 善度框架可通过度量尺度、激励相容、合规治理等机制，对人和人的行为进行精准度量 ， 进一步推动人、事、物等社会要素的数字化进程并建立起良性的协同机制，从而在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值得辨明的是，善度作为一套社会治理模式的参考框架，虽然也可能会引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之一，但与其他区块链应用有着天然不同。 善度框架通常是由权威机构或部门进行价值闭环设计；用户只能通过善行善举触发获得，而不能和法币进行兑换，且使用范围受控；终端用户的兑换服务也需符合具体行业制度和法规的要求。据此，可以避免善度框架对国际或国家的金融体系产生影响，亦不涉及影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谨此，借助善度（MERITS）， 我们希望携手志同道合的伙伴，以科技弘扬善行，鼓励公众与企业积极践行环保、健康、公益、慈善、互助、遵纪守法、尊老爱幼、见义勇为、企业责任等文明行为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确保善行得到及时激励 ，从而助力社会公众道德建设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图片来源：pexelsCONTENTS目录一 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路标：社会治理1.1 趋势与借鉴：分布式技术逐渐成熟，催生分布式商业模式变革 1.2 社会治理领域的三大现实难题 1.3 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的可行路径 1.4 善度（MERITS）：针对善行的社会治理框架二 善度的参与者角色与定位 2.1 善度发行者（MERITS Issuer） 2.2 善度分发者（MERITS Distributor）2.3 善度赞助者（MERITS Sponsor） 2.4 善度兑换平台（MERITS Exchange） 2.5 善度清结算服务提供者（MERITS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ervice Provider） 2.6 善度监管者（MERITS Supervisory Body） 2.7 善度终端用户（MERITS User）三 善度的核心运作机制：科技扬善，价值共赢3.1 度量尺度：善行的度量、记录和累积 3.2 激励相容：开放协作，打造生态闭环 3.3 合规治理：兼顾创新与风险的平衡四 应用场景：促进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4.1 环境保护4.2 运动健康4.3 文化阅读4.4 公益慈善4.5 公共卫生五 实践案例参考：绿色出行 六 善度倡行者：携手构建社会治理新蓝图 当 下 ，科 技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令人惊叹的商业和经济成果。不过，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 在数字化的浪潮席卷下，人类社会正进化成为新型的数字社会 ，使 得此前的信任机制、协作机制、 社会治理秩序与规则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 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并引导科技向善？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诸己，我们又能否以科技为矛，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和提升人类福祉？1.1 趋势与借鉴：分布式技术逐渐成 熟， 催生分布式商业模式变革目前， 各类前沿科技纷纷涌现 ，尤其是云计算、分布式架构、分布式账本、区块链、联邦学习 、物联网、边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等分布式技术已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些技术的保障下，多个参与方之间有望形成透明 、对 等 、可 信 的合作范式，从而为商业模式的变革带来契机 。例如，云计算和分布式架构技术正在推动商业社会朝着平台化方向发展。不同的商业参与 方可按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分别贡献架构设计、产品设计 、运营和风控、销售、资金筹集 、客 户服务等能力，实施整合后对外提供软件服务、持牌金融服务、端到端的产品体验或最佳行业实践等。各商业主体无需重复建设IT基础设施，即可实现创新业务的快速试错与快速迭代，并降低成本。一 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路标：社会治理图片来源：pexels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了极大的考 验。 值得欣慰的是， 各类前沿的数字化技术在紧急关头临危受命， 在诸多的抗疫实践案例中起到了卓越成效。立足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妨深入思考：如何总结得失、汲取智慧，进一步引领科技向善，让前沿科技在社会治理领域持续发挥所长，助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过去， 社会文明的治理模式通常以罚则为主导， 但人性本身趋利， 古谚语也曾有“Carrot and Stick胡萝卜加大棒” 的说法。 有效的治理还是需要恩威并施、 因势利导， 既需要制定法规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惩罚（Stick）， 还应对正面的文明行为进行持续的回报和激励（Carrot）。但过去受制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度，仍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难题尚待解决。其一，在技术层面，过去较难对各类文明行为或善行善举进行度量、 记录和证明，既缺乏量化牵引的工具，且统计“小善”行为的成本也会过高。其二， 在协作机制层面， “惩恶”通常只需一个部门或机构跟进执行，而“扬善”则往往是一个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例如，有能力和资源采集善行数据的一方，未必是有动力弘扬善行的机构；而希望赞助和激励善行的企业 ，也未必能找到践行善举的对象。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资源、价值分配方法以及能促进多方互信协作的机制，就难以实现“扬善”的目标。其三， 在治理机制层面，如果存在信息孤岛、各方关系隔绝、 分而治之等现象，则较难实现信息流、资金流的穿透式管理，难以实现透明合规的治理。因此， 如果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 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前沿技术来推动机制完善，精细合理地度量各类善行的价值，协调和激励各方参与并明晰权责，加强“扬善”尤其是“激励小善”，优化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幸，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生物识别、5G、物联网、AIoT等以及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带来了现实可行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过程中，我们也能物联网、生物识别、边缘计算结合5G技术的普及应用，则有助于收集和处理分散化终端的海量大数据，实现物流、 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互联互通。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 可信分布式计算等技术，则可打破数据孤岛的制约 ，帮助多个参与方能在不交换数据和确保数据隐私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建模或互相训练模型，实现多方共赢。更进一步地 ，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解决方案让商业模式的全面“分布式”成为可能。企业间可构建对等互信的区块链网络，便捷安全地点对点地交换和共享数据；可采用共享的分布式账本记录业务数据，避免数据被篡改、被伪造或产生一致性差异， 还能实现全业务流程的可追溯可审计；可通过智能合约功能实时自动生成相关文件，自动执行业务逻辑及商业契约等。由此，合作与连接变得更加简化和平等，也降低了快速试错的成本，有效提升商业上的容错性。在以上各类分布式技术的发展趋势驱动下，位处生产关系层面的商业模式的进一步变革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于是，我们在2017年2月提出了“分布式商业” 的设想，并将其表述为“一种由多个具有对等地位的商业利益共同体所建立的新型生产关系，是通过预设的透明规则进行组织管理、职能分工、价值交换、共同提供商品与服务并分享收益的新型经济活动行为”。在分布式商业模式的组织下，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 政府部门之间乃至政府和企业部门之间将有机会高效地进行跨界合作、加强分工精细化程度 、加 快 创新产品的敏捷性和重构价值链条分配，从而促成商业模式从集中垄断走向对等协作。近几年来，我们能看到众多机构已对分布式商业模式展开积极尝试和探索，从而在金融 、政务、司法、文化、消费等商业应用领域里发挥作用，验证了分布式商业的可行性。那么，回到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借助前沿科技及分布式技术 ， 我们能否将分布式商业理念在商业领域的实践经验复制到社会治理领域？07善度 MERITS图片来源：pexels1.2 社会治理领域的三大现实难题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浪潮下，生活节奏加快，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人与社会的隔阂似乎因此有所加大， 导致一小部分人的社会和公共意识开始变得淡薄。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可经常看到，诸如高空抛物、高铁霸座、扒地铁车门、向飞机发动机投掷硬币、闯红灯、强行变道、乱丢垃圾、胡乱涂鸦等个体不文明现象，以及环境污染、 高碳排放、浪费资源等群体不文明现象等时有发生。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值得反思的是， 过去我们社会治理中常用的治理模式以罚则为主导，且覆盖面和实际效果上都存在较大限制，而人性本身是趋利的，古谚语也曾有“Carrot and Stick胡萝卜加大棒”的说法。因此，有效的治理方式或许还是需要恩威并施、因势利导 ，既 需 要制定法规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惩罚（Stick，惩恶机制），还应对正面的文明行为进行持续的回报和激励（Carrot，扬善机制），尤其是对微小而积极的行动进行重视、记录 、鼓励和持续肯定，譬如对拾金不昧、斑马线礼让、搀扶老人、垃圾分类 、见义勇为等文明行为实施有效的激励或奖励， 打破“以恶小而为之、以善小而不为”的不良循环。事实上，关于社会治理的本质，其通常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 需要区分的是，社会治理相比于“社会管理”，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而不是直接进行管控，因此，社会治理应更偏向于寻找“扬善”的方法。而关于“弘扬小善”，古今中外的社会治理者已提出了不少思考并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 ，苏轼的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指出“尧、舜 、禹 、汤 、文 、武 、成 、康 之 际 ，有 一 善 ，从 而 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 易经 中提出“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 ”； 三 国志蜀书先主传 记录了刘备的训诫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 不过，过去受制于种种条件的约束， 仍有以下三 个方面的难点需待解决。其一，在技术层面，过去较难对各类文明行为或善行善举进行度量、记录和证明，一方面是缺乏量化牵引的技术工具， 另一方面统计“小善”行为的成本也会过高。 一般来看，我们更容易发现“大善”行为， “大善”的践行者通过出资等形式捐赠学校、教学楼、医疗设施等，确实为社会带来了正能量 ，但从全社会效用的角度看，可能也会因践行 “大善”的门槛过高，而降低普通民众的践行“小善”的意愿。当然，关于“小善”的度量工具， 中西方社会中此前也已有过一些尝试。例如有加拿大鼓励08 善度 MERITS劳动交换的LETS时间货币项目（1983） 、日 本鼓励照顾老人的Hureai Kippu关爱关系券（1994）、美国帮助邻里和志愿服务的费城等值美元（1996）、比利时面向社会劳动行为的当地货币消费项目Torekes（2010）、深圳市龙岗区“文明美德信用云”项目（2016）等，这些项目的成败经验，都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很好的基础。其二，在协作机制层面，“惩恶” 通常只需一个部门或机构跟进执行， 而“扬善”则往往是一个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工程。 例如，有能力和资源采集善行数据的一方 ，未必是有动力弘扬善行的机构； 而希望赞助和激励善行的企业，也未必能找到践行善举的对象 。根据组织行为学中的MARS模型，如要影响个体的行为与结果，需同时在动机 （Motivation）、能力（Ability）、认知（Role Perception）、情境（Situation）等多个方面着力，这意味“扬善”需要组织起多家机构形成合力 。如果在实践中，缺乏能促成多方互信协作的机制 、资 源 共享机制、共同决策机制、 联合定价机制、价值合理分配机制等， 就难以达成“扬善”的目标 。其三 ，在监管治理层面，过去较难实现信息流 、资金流的穿透式监管和透明性治理。以至于我们看到资金善款去向不明、 虚假募捐、价值不清晰、信息或账目错漏等现象时有发生，大大提高了监管和审计成本 。 另外由于权责不清晰，也导致弘扬小善的项目难以普及推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如果要提升社会治理水准、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需要有效化解以上难题，合理度量各类善行的价值， 协调和激励各方参与， 明晰权责 ，实 现穿透监管， 加 强“ 扬 善 ”尤 其是“激励小善”，优化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1.3 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的可行路径通过发挥各类分布式技术的优势 ， 我们有望为以上社会治理三大难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可行性。首先，在社会文明行为相关的大数 据采集和度量方面，物联网、5G、边缘计算、生物识别与智能安防等技术可发挥重要作用。根据IHS Markit发布的全球专业视频监控设备市场报告，该市场规模有望连续三年实现9.3%、8.7%、9.3%的增长率，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全球各国政府正在大力投入视频监控建设，提高民众的安全保障， 并为未来的智慧城市打下基础。中国方面，平安城市、 平安社区、雪亮工程等工程也已在全国各地深入推进，全国范围的视频监控终端数量稳步增加；共享单车、智能公交电子站牌、智能报警器、智能窨井盖、智能燃气表、智能水表、 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路由器、智能地磁、智能地锁等智能09善度 ME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