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房地产行业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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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房地产行业研究报告 综述 岁月轮转,新年又至。保利房地产行业白皮书的发布,已进入第 3 年。回 首过往,我们发现即便时代瞬息万变,但万物发展都有其坚固的内核,秉 持关键逻辑去预判房地产行业仍可奏效。比如,我们运用市场运行周期理论预判 短期市场走势,明确提出“ 2018 年上半年比下半年好,市场氛围逐季度走弱”。 事实证明,本轮市场运行周期的全国性“拐点”确在第四季度出现;我们运用行 业生命周期理论展望中长期趋势,明确提出“房地产已进入峰值时代”,实际数 据已印证,即使 2018 年的市场运行周期承压,仍不改行业规模高位的峰值特征。 落笔新章,我们将以“云游”式的广阔视角观察新生力量,但最终依然回归 质朴有力的保利周期理论,看清本质、勾勒未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曾提出“核心 边缘”理论,即在一个平衡的 区域内,能够自发形成经济集聚的核心和边缘区,而两者的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 成不变的。这个理论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人口、经济和产业等多重推拉力下, 我国城市“地壳运动”正在持续进行,有的城市上升,有的城市下沉。我们重申, 基本面才是支撑房地产发展的根本因素,房地产发展是基本面的投射,城市的生 命周期就是房地产的生命周期。 风起于青萍之末。城市晋级赛激战正酣,房地产行业亦呈现出新趋势。我们 发现,趋向于“零和游戏”的节点上,无论在城市发展抑或行业发展中,人口都 已成为重要的活力因子。本次白皮书我们聚焦新趋势新机遇时,对人口的结构、 迁移也给予了重点关注。我们发现以下 3 个新趋势: 趋势一,“工程师红利”,发展新动能。人口规模已告别高增长的数量红 利,但巨大的人口 基数下,人口素质提升和城镇化迁徙等结构变化,正在带来新 一轮的人口质量红利。过去十年间,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人才竞争决 定未来城市格局之变,这也是各城市打响“人才争夺之战”的底层逻辑。 趋势二,边界模糊,尖角耸起。城镇化发展到新阶段,都市圈发展的市场 边界早已跨越了行政边界,核心城市更加集聚,但区域内核心可能不只 1 个;而 在部分人口基数庞大的三四线城市,城区人口集聚。 趋势三,“冰山”融化,首位提升。制约中西部发展的“冰山”远程运输 成本,正在消解。尤其以武汉为首的中部和以成渝为首的西南区域,承接了东部 大量的高端制造业,经济贡献度明显提升,核心城市人口聚力明显拔升。 增量开发市场: 2018 年四季度,全国性的市场运行周期拐点已确立。预计 2019 年将是“调整年”,整体延续调整。但局部窗口显现,下半年先行一二线城 市有望率先筑底放量。 存量经营市场:前期火热的长租公寓却遭遇“风波年”证明存量经营当前仍 面临诸多难点痛点,因而需理清发展逻辑、关注周期波动、聚焦核心城市。 我们认为,市场调整并不可怕,调整期往往也是机遇期。正由于行业高位即时调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出现 1991 年日本、1998 香港和 2008 年美国的危机情况,从而行业发展更具韧性,我们对于增量市场规模未来 5 10 年仍将维持十万亿 +更有信心。这也为还需要时间培育的存量市场提供了更大的 动能基础和时间缓冲。 展望未来,随着公募 Reits 的开放,以及市场利率中枢的缓步下行,一线 和二线热点城市将迎来一个开发与经营长期并存,平衡发展的新时代。行业逐 渐形成一个符合“租购并举”,满足人民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新生态,成为 美好生活的同行者。 Part 行业生命周期 城市基本面决定行业生命周期,峰值时代聚焦最优百城 探究房地产行业两大核心驱动力 人口及城市,可以发现:人口步入“质 量红利”周期阶段,峰值时代房地产增长动能转化,未来发展机遇来源于人口结 构变化, 2.5 亿高素质人口迁移选择将塑造未来城市格局。 经济转型升级下,新一轮产业分工逐步形成,城市竞争格局动态调整,三大 都市圈的底层驱动逻辑亦有差异,中西部核心城市呈崛起之势。房地产峰值时代 更应追寻需求而非供给,布局聚焦最优百城。 人口维度: 2.5 亿高素质人口规模创国家纪录 人口总量高位区间,内部结构变化趋势是关键变量 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峰期已过,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 至 2030对于 人口趋势的判断是“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将有所增多,十四五之后受育龄妇女数 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增长势能减弱”, 2020 年中国人口预计为 14.2 亿, 2030 年总人口达到 14.5 亿的峰值。 90 后有 2.1 亿,而 00 后仅为 1.6 亿, 人口总量进入高位区间,新生人口规模趋势性下滑已不可逆转,但人口内部结构 性变化不可忽视。 人口迈入“质量红利”周期,人才竞争决定未来城市格局之变 近期关于人口危机的探讨,很多人将其归因于对生育的政策性限制,但其实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限制人口,但全球生育率仍在不断下滑;这称为工业化 生育率悖论,指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是趋于下滑的。而随着工业化推进、经济 高速发展,高等教育得以大规模推广,过去十年间,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 升,人口素质红利待爆发。 人口周期转变,人口迁移形势随之变化。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 2014 年 前 后趋势性下滑,这与流动人口主要构成 农民工年龄结构显著上升关系较大, 我 们观察到农民工有回流三四线城市迹象,这也是这一轮三四线房地产市场及消 费市场大爆发的重要背景之一。另一方面, 90 后中超 7000 万人受过高等教育, 80 后中 3500 万高等院校毕业生,未来将有 2.5 亿人受过高等教育,而这部分高质量人口的迁移选择将深刻改变中国城市格局。 城市维度:最优百城呈现动态更新发展 经济“强核”发展,高质量人口继续向核心城市聚集 选取 2000、 2010 和 2018 年三个时点,追踪各区域 GDP 占全国比重,可以 看出:北方区域 GDP 贡献度普遍下滑,其中东北下滑最为明显;而以武汉为首 的中部和以成渝为首的西南区域贡献度显著提升。 全国资金流向趋势亦印证了“南强北弱”的发展态势,从社会融资规模看, 长三角及珠三角的资金汇集能力仍在提升,而除京津冀以外的广大北方区域,资金吸引力下降较为显著。 进一步细化至城市层面,核心城市经济贡献度持续提升 : ( 1) 三大城市群, 京津冀核心城市贡献度最高、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城市贡献率略有提升但幅度不 大。其中,珠三角九市 GDP 占广东全省比例从 2000 年的 78%上升至现在的 85%; ( 2)北方区域其他核心城市贡献比例不高,未来优势发展资源有进一步向核心城市聚集可能性;( 3)中部区域,武汉区域贡献度提升显著提升,而郑州、南昌在省内经济优势地位虽有提升趋势、但暂时优势仍不明显。 三大都市圈底层驱动力各异,城市发展形态阶段不同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这里以占 全国 5%的土地、 24%的人口,创造了 43%的 GDP 总量,并培育出超过 3000 家 上市企业,为房地产市场贡献了 26%的成交规模。三大都市圈虽各具特色,但都 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无疑仍将成为未来高素质人口的首选流入之地。 基于不同的现状特征和资源条件,三大都市圈的整体发展策略各有侧重。京 津冀都市圈侧重“协同”,是高度发展的北京、天津与基础设施薄弱的河北间的“平衡差距、疏解京津”;长三角都市圈侧重“一体化”,是上海、杭州、南京 与周边群星的“区域互通、市场合作、一体同城化”;粤港澳大湾区侧重“融合”, 是香港、澳门与珠三角间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京津冀都市圈:政策驱动强,单核主导发展不平衡 政治心脏,政策优势明显。京津冀都市圈历来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政策倾斜 力度大。但反过来由于其行政色彩偏重,导致市场化程度不高。 以北京为单核的空间布局,资源矛盾加剧,环境恶化。北京过强的虹吸效应, 导致周边城市增长乏力,呈现单核特征。 产业分工尚待调整,方能形成合力。改变北京过高的高端服务业占比,增强 对天津和河北的第二产业拉动,逐渐让要素和人口向周边城市合理流动。 长三角都市圈:资本高地,创新创意引领新发展 独具历史积淀,经济与教育基础雄厚。长三角既有港口优势,又腹地广阔, 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教育资源丰富,为知 识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串珠型分布,空间外溢尚待发力。跨城交通主要依赖高铁,上海、杭州、 南京等核心城市内部仍有较多的可拓展用地,有效外溢不足。 产业门类齐备,创业活力十足。长三角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新经济更是引领新一轮变革。 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市场化,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商贸基础厚实,高度自由化市场经济体。以香港、广州为代表的商贸之都, 海纳百川,积累了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坚实的商贸基础,市场经济意识深植人心。 城市呈连绵带状发展,已形成跨城职住关系。城市建成区已基本相连,形成 了完善的城际立体交通网络。公交化的跨城地铁使市场边界已不局限于行政边界。 全球独特的完整产业链,创新能力突出。香港金融中心 +深圳科创中心+广州 商贸中心,造就了完备的产业链,形成了城市发展和人才流入的持续动力。 “冰山”成本消解,中西部核心城市首位提升 全国城市 GDP TOP20 折射城市格局的变化,背后是经济产业格局的变化。 制约中西部发展的“冰山”远程运输成本,正在消解。武汉、西安、成都、贵阳 等城市新崛起,承接了东部大量的高端制造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名牌”。 例如,武汉的装备制造和信息技术制造总产值均超千亿,成为“中国光谷”;西安成为“硬科技之都”、贵阳成为 “大数据之都”、成都成为“全球一流显示产业基地”等。产业地位提升,也使得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加速发展。 中西部核心城市人口聚力显著拔升是重要例证。对比中西部典型省份省会与省内其他城市小学生人数增幅,发现: 2010 年以前,省会对省内人口吸引力 并不显著,具体表现为小学生人数增减是同向变化的;2010 年以后,省会城市 人口吸引力明显提升,如成都小学生规模累计增幅近四成,而同期四川其他城市 小学生规模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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