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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 :刘俏 金融学系教授、院长;沈俏蔚 市场营销学系教授;王腾慧 金融学系博士研究生;张琳 院长办公室主任；高茜芸 光华思想力助理研究员;张佳慧 光华思想力助理研究员;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团队：李振华 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芳 蚂蚁金服研究院高级专家；陈舒 蚂蚁金服研究院数据工程师；冯佳琦 蚂蚁金服研究院高级专家；刘博 蚂蚁金服研究院专家。2020年4月27日 01 | 2020.04 疫情下的消费重启：基于中国城市消费券发放的大数据分析及政策建议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本质是自然灾难，直接导致以社交接触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进入休克状态。疫情直接冲击实体经济，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6.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消费、就业和中小微企业是疫情影响最为集中的领域。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消费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增长动能，2019年拉动了57.8%的GDP增长。如果消费能迅速复苏，内需的增加能够推动复工复产和正常的市场活动运转起来，有助于尽快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第一季度消费下滑与疫情期间各地实施严格的社交隔离密切相关。进入三月之后，随着各地复工复产的大力推进、全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然而，消费仍然呈现疲弱状态，主要是因为疫情对民众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根据央行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住户储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加6.4万亿，达到87.8万亿。疫情冲击下居民储蓄持续增加，这一方面表明疫情对居民收入的负面影响尚未释放，另一方面表明目前的消费下滑更多与消费信心不振有关这也是市场和众多政策分析师们呼吁尽早启动大规模消费刺激计划的重要原因。一、消费刺激政策的提出背景（一）疫情影响的本质认定自然灾难带来实体经济巨大损失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自2月下旬起，新02 | 2020.04 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在一个全球高度互通互联的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活动暂时停顿，直接导致以社交接触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进入休克状态，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新冠疫情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929年大衰退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经济或是金融体系因为林林总总结构性问题内生出来的危机，而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冲击实体经济的黑天鹅，造成全球性经济社会层面上的灾难。虽然我国在防控疫情和重启经济方面领先世界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第一季度GDP仍同比下降6.8%，为改革开放40余年来增速最低的一个季度；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在GDP的10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水平，而且已经反映在最近几周的失业数字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日的报告中更是将全球2020年的经济增速从3.3%下调到-3%。我们认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判断，新冠疫情是一个短期直接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自然灾难。必须指出，虽是自然灾难，但如果宏观政策应对不当，疫情可能演变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甚至导致长期的经济衰退。（二）“大封锁”直接冲击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具体体现为社交隔离（social distancing）的“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冲击实体经济，直接带来企业现金流的大幅下滑，导致企业、家庭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大幅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我国一季度GDP为206504亿元，同比下降6.8%。第一季度经济紧缩程度虽然远超2003年非典时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经济下行的程度，但符合甚至超过人们对可能出现的经济紧缩程度的预期，表明我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以及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出台对缓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经济社会秩序疫后恢复仍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恢复生产过程所需的要素供给受到疫情冲击，人流、物流、资金流堵点没有完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不能顺畅运转；同时，我国疫后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需情况和全球供应链的整体运营情况。目前欧美疫情仍然十分严峻，印度、巴西等主要03 | 2020.04 经济体以及非洲各国仍处在爆发早期，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1.4%，表明外需已经呈现恶化的趋势。目前的科学研究尚无法确定疫情何时能被彻底控制住，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不得不在控制疫情和复苏经济之间艰难地拿捏平衡。与过往不同，此次疫情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规模以上企业中，国有企业增加值同比下降6.0%，但私营企业下降幅度为11.3%。规模以上企业受创尚且如此之重，中小微企业受冲击程度可想而知。消费方面，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6026亿元，下降44.3%；商品零售72553亿元，下降15.8%。普遍预期的消费反弹没有出现。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名义增长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截至第一季度末，我国居民储蓄达87.8万亿，且第一季度居民新增储蓄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显然，疫情造成的居民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影响尚未显现，第一季度消费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交隔离的影响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消费信心不足，但是这也表明未来消费保持平稳还将面临居民收入下降所带来的压力。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局和消费不振，外需大幅下滑以及国际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出现，直接导致失业问题的凸显。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虽然环比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这个数字没有考虑大量尚未返工的农民工和复工之后因各种原因无法复产的隐性失业，再加上今年暑期870万大学毕业生涌现就业市场，就业压力前所未有。（三）疫情期间各国或地区出台的经济复苏政策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外生冲击，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宏观政策支持企业、刺激消费。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发布声明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04 | 2020.04 1 光华 - 蚂蚁金服消费劵研究课题组根据文献收集并整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支持各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金融稳定和增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美国政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出台了2.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接近美国GDP的10%；德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甚至占GDP的20%。各国或地区出台的复苏政策大多是以财政政策直接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以及个人与家庭，振兴消费。附录1整理了各国或地区陆续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1，我们标明了其中直接与消费相关的政策。（四）我国需要出台力度更大的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疫情爆发后，我国已经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疫情在更大范围扩散，稳住经济和社会在非正常时期的正常运转。但这些政策相较于疫后经济复苏和重建这个目标，规模偏小、力度偏弱、而且显得碎片化。这一方面与我们对疫情冲击的判断有个逐渐认知过程有关，另一方面，在严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构建平衡确实是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宏观政策的拿捏有度需要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如附录1所示，疫情在世界范围迅速扩散之后，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如美、德、日等已经出台了规模相当于GDP10-25%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方案。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冲击的程度不亚于对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冲击。虽然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反映在迅速控制疫情、拥有较高的居民储蓄率（例，美国居民储蓄率为7%，而中国接近30%）、宏观政策空间充足、率先重启经济等方面，但是正如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所显示，新冠疫情百年一遇，我国受伤害的领域多而且伤害程度巨大。我们确实到了一个出台力度更大的经济复苏和重建方案的时候，而且这一次宏观政策组合应该直接针对实体经济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中小微企业、消费以及就业。以财政政策直接刺激消费，我国目前尚缺乏这方面力度更大的政策。05 | 2020.04 二、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可作为财政政策选项（一）什么是消费券？消费券是一种刺激经济的短期政策工具。政府发放消费券，受益人在有效期内去政府指定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商消费时抵扣一定金额，由财政向兑换了消费券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支付这部分费用。消费券多在经济急速下滑时采用，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消费，消费增加带动企业生产，生产增加提供就业岗位，就业促进消费，整个过程不仅良性循环且具有乘数效应，能够带动更多消费和投资、生产活动，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消费券的使用范围可以涵盖多数服务行业，食品一般是首选项，汽车、家庭护理、文娱、医疗保健甚至购房、租房等项目均适用消费券。政府常以抵扣券、现金券或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而现金可能的弊端在于流动性太强，可能转化为储蓄或是用于偿还债务而非消费。消费券的具体实施方式可随政策目标变化，既可以选择向所有居民，或是有倾斜性地向符合一定条件的居民发放消费券，也可以限制消费券使用的品类，或是由消费者决定使用方式。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地都曾实施过不同形式的消费刺激政策。传统消费券的发放难点在于特定人群的甄别、发放渠道、公共服务提供商的欺诈或滥用以及消费券的政策效果难以评估。这些在消费券实施过程中的痛点往往成为反对把消费券作为公共政策手段的原因。（二）消费券在国外以及我国台湾的执行情况及效果分析学界对消费券的实施效果有一些研究。其中，Agarwal, Liu和Souleles（2007）研究2001年美国的退税计划。根据该计划，个人报税的居民可以收到300美元退税，夫妻共同申报的居民收到600美元，项目总额高达380亿美元。这三位学者用银行的储蓄和信用卡数据发现，得到退税后的当月和次月，多数消费者会增加还贷金额，随后消费才开始增加收到退税后的9个月间，平均消费增加了62美元，还贷增加了49美元。以上结果在人群中有一定异质性，流06 | 2020.04 动性不足的人群更多增加了消费，而流动性充足的人群则会进一步减少债务、增加储蓄。根据该项研究，退税（形同发放现金给纳税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为正，但是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简写为MPC）并不高， 1 美元的退税带来大约 0.1- 0.2 美元的新增消费。Parker等（2013）研究了美国2008年经济刺激法案（Economic Stimulus Act of 2008, ESA）中面向1.3亿纳税居民开展的1000亿美元的退税计划。个人报税的居民收到300-600美元退税，夫妻共同申报的居民收到600-1200美元退税，并且每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增加300美元退税。作者研究了不同时间点收到消费券人群的消费行为，评估该政策带来的刺激效果。结果发现在收到退税后的三个月内，52%的金额被用于消费，消耗品的消费增加了2.1%，总消费增加了3.2%。以绝对金额表示，平均每个家庭耐用品的消费增加了122美元，总消费增加了495美元。拥有住房的家庭比租房者增加的消费更多，年龄较大、收入较少的群体对退税的反应更强烈，不同的支付方式对研究没有影响， 研究也没有发现政策的长期消费刺激效果。Agarwal和Qian（2014）分析了新加坡的增长分红项目。该项目于2011年2月公布，4月向250万名21岁以上新加坡公民发放78-702美元不等的现金，共计11.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0.5%。两位作者利用银行的消费数据发现该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可以理解为相对于没受到政策影响的外国人，新加坡居民每收到1元，在政策公布之后的10个月内消费增加了0.8元。其中，0.53元来自信用卡消费，0.27元来自借记卡。该研究还发现了明显的公告效应：在政策公布到实施的两个月间，每收到1元，消费增加0.15元。 收入相对较少，流动性较差的群体更多地增加了消费。日本1999年发放了3100万张价值2万日元（约200美元）的消费券（参见Hsieh, Shimizutani和Hori，2010）。约56%的65岁以上老年人，和所有15岁以下儿童每人可以得到一张有效期为6个月，只能用在本地的消费券。作者07 | 2020.04 比较了同省之间有不同数量儿童家庭的消费，也分析了各个省份收到消费券家庭的比例和零售额的关系。两种方法都表明，发放消费券的当月， 半耐用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1-0.2， 之后逐渐归零，没有出现滞后效应，也没有影响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消费。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于2009年推出消费券项目，面向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居民发放6张面值500新台币和3张面值200新台币（价值共计110美元）的消费券，项目总共发放了价值5000亿新台币（153.8亿美元）的消费券，占台湾2008年GDP的0.68%。消费券有效期为8个月,可以用于几乎所有品类的消费。Kan , Peng和Wang（2017）就2009年台湾消费券项目通过电话采访了2910位消费者，通过询问消费者们是否花费了消费券，用消费券都买了什么商品，这些消费是否在计划外等问题，作者发现，所有参与参访的人都拿到了消费券，56%的消费行为在计划内，只有不到10%的消费者反映了消费升级，超过半数的消费者购买了耐用品，测算出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25。（三）目前常见的对在我国大规模实施消费券发放的反对意见新冠疫情直接冲击消费。作为应对疫情伤害的政策举措，国内有学者呼吁对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大规模发放消费券2。尽管有很多国际先例，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在全国层面发放过消费券，消费券尚未成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选项。对于大规模发放消费券，赞同和反对的声音均有。站在反对方的角度，主要反对意见包括：第一，消费券对于原有消费的替代。政府在经济下滑时期为了提振经济下发的消费券，对消费者来说只是一次性收入，而真实的消费能力由稳定的长期收入预期所决定。一次性的收入对于拉动消费的作用有限，特别对于中低收入2 参见 2020 年 3 月 8 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报告，疫后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和建议回归经济核心逻辑，聚集高质量发展（刘俏、颜色）。08 | 2020.04 人群，他们会将消费券用于原有的必需品消费，而原定的现金支出转化为储蓄，社会消费总量并没有因此增加；而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也不会受到小额消费券的影响3。第二，财政的支持有限。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的消费券，势必减少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人们的总体福利并不会增加。财政也不足以长期支撑消费券，无法拉动新增的有效需求，消费券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第三，发放过程和渠道存在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针对特定人群的领取资格认定和发放渠道的选择，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方选择上可能存在的权力寻租等问题。第四，国外大规模实施消费券发放的效果显示，新增消费比例并不高，而且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倾向长期并没有改变。（四）发放消费券，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认为这一次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应该果断地把大规模消费券发放作为政策工具，原因如下：第一，这是稳就业和保民生的需要。中央近期提出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做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宏观政策目标开始强调底线思维。事实上，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夯实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才是统筹推进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需要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发力保住市场主体，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生存危机，这对于就业和民生至关重要。 在此次疫情中，受到最直接、最大冲击的是服务行业中的小微企业。贡献3 国内一些学者已有理论分析。如叶建华（2009）认为针对低收入人群派发的消费券，由于其平均消费的倾向高，对拉动内需效果不彰，特别是消费券金额不超过 200 元，拉动效果更是微乎其微；张诗宇（2009）指出对低收入家庭的弹性消费能力十分有限，消费券替代了原本必须的食品消费支出，激励他们将这部分支出转化为储蓄。09 | 2020.04 了80%以上城镇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与稳就业和保民生的两项重大问题紧密相关。如何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我们认为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效果更好、更直接。第二，国外发放消费券对消费刺激效果不彰并不意味着发放消费券在中国不可行。我们基于杭州消费券发放的研究显示，政府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够带来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即杭州的实践显示MPC在3.5以上。而如此之大的消费券实施效果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消费券的采纳以及消费券发放方式等有关。本报告后文对此将有深入分析。杭州的实践表明，消费券作用明显，如果大规模在全国推广，对短期内刺激消费、增加内需、缓解近三千万中小微企业和近九千万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困局、稳住就业，有重要意义。第三，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发放消费券、提升消费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移动支付基本实现了全民普及，我国具备向家庭和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发放补助或津贴的基础。国内移动支付已超过10亿用户4，政府平台的消费补贴措施可以精确到个人、商户、企事业单位以及行业，并瞬时完成，操作成本低，同时也解决了传统消费券发放渠道的资金、人力成本高、不透明的问题。第四，发行数字消费券能够更好实现刺激消费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消费券的发放，避免了现金发放转化为储蓄的可能；通过支持行业的限定和周期的灵活设计，消费券可以定向、多周期地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消费拉动的乘数效应，可间接起到为中小微企业减免税收的作用。合理制定公共政策并确保在成本收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实现公共政策目标，是我国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消费券特别是数字消费券的发放，对于疫后中国经济社会秩序尽快恢复有重要的价值。我们在下文将以杭州的数字消费券发放为研究对象，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这方面的实证证据。4 以支付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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